隨著疫情的蔓延,電影行業突然被按下了暫停鍵,上半年的大盤幾乎“消失”。這樣長期性的“真空”,不可避免的給整個產業帶來了極大的沖擊。而何時能復工,何時有新片上映,成為了當下整個電影產業最為關注的問題核心。

顯然,對于影院復工的聲音逐漸清晰的電影行業來說,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特殊背景下召開的兩會意義非凡。其中一個原因在于,兩會的召開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電影行業終端市場的復工有了盼頭。

另外一個原因是,今年兩會對于電影行業的關注內容,都指出了后疫情下國內電影產業的發展“大勢”,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接下來兩到三年電影行業的發展方向。

無論是對主旋律內容的建議所可能引發的檔期反應、還是對“白發族”需求的關注所可能帶來的銀幕下沉趨勢,亦或者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建議,今年兩會有很多提案與電影產業、電影人息息相關。

盡管復工在即,但兩會將為電影行業的未來發展帶來哪些變化,如何順應國家發展大背景下的產業“大勢”,這是當下的國內電影產業應該思考的問題。

1、主旋律扎堆下,檔期格局變了

未來兩年的國慶檔提前被“鎖定”。

每年兩會上,都會有很多提案與電影產業、電影人息息相關。其中,全國政協委員張頤武提出了關于建立電影支持專項基金的提案,建議以項目的方式支持電影行業的發展,為制作、發行、院線等方向給予扶持。

這將對于電影行業接下來的恢復運轉和可持續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更為直接的是,這些利好將會作用到接下來的主旋律作品創作當中。因為,今年的特殊性,決定了扶貧、抗疫兩大主題會成為重點抓的主旋律題材內容。

對此,中國視協副主席高滿堂提出了主旋律創作的建議:“必須尊重年輕人的審美習慣。好的主旋律作品應該是,先有意思,再有意義?!?/b>去年國慶檔的主旋律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雖然借助著“全民獻禮”的特殊氛圍爆發式奪冠,但其31.71億票房的背后29歲以下的觀眾占比達到了65.7%,無疑印證了這一點。

《我和我的祖國》的票房和口碑成績,帶來的轉變并不僅僅是這一部主旋律電影實現了突破,而是指出了接下來更多商業化主旋律電影的發展趨勢,會有更多與市場實現共振的“我和我的祖國”出現。

實際上,前段時間曝出路透的《我和我的家鄉》,也顯示出了主旋律內容正在發生的變化:不僅僅有《戰狼》《紅海行動》這類“高大上”影片,將會有更多《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這樣多樣化的內容出現。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商業化的主旋律電影,還是主旋律化的商業電影,需要市場去消化的主旋律作品不在少數。這將直接影響到接下來的檔期安排,尤其是國慶檔——為了消化這些主旋律影片,未來2年左右的國慶檔基本被提前鎖定。

畢竟四大檔期中的國慶檔,是釋放主旋律作品最好的傳統檔期。除此之外,建黨100周年的2021年,或許還能夠再形成一個7月1日的檔期,用來容納更多的幾部主旋律電影。

回看過去幾年的國慶檔,拋開去年國慶檔的特殊性,從2014年到2018年,每年的國慶檔都基本上是由《心花路放》《夏洛特煩惱》這樣的商業片為主導的。作為新晉的大檔期,國慶檔的單片爆發力實際上已經體現地非常明顯,也成為了諸多頭部影片的一個首選。

而目前票房TOP10的影片中,除去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國》,僅有《復仇者聯盟4》一部商業大片不是在傳統四大檔期中上映的。尤其是對于復工之后,等待市場回暖的頭部影片顯然會將國慶檔作為一個重要選擇。

但由于主旋律作品提前“占滿”了接下來幾年的國慶檔,留給其他頭部商業大片可選擇的傳統檔期有所壓縮。這一點變化也是值得關注的。

因此,對于頭部商業大片而言,如何重新規劃檔期是值得整個電影行業進行充足思考的。

2、主打增量的背后,熒幕下沉可能有新方向

銀幕下沉的新方向。

數字化生活不能忽視老人需求

兩會期間,賈樟柯提出了“數字化生活不能忽視老人需求”的建議,認為二三線城市和鄉村普遍存在老年人無法自如使用智能手機的現實困難,呼吁社會各界參與進來,讓老年人享受數字生活。

實際上,對于賈樟柯關注白發群體,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對民生的關注上,更應該看到的是電影行業創作者對于整個行業增量受眾的關注。

對于整個電影行業來說,增量市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近幾年觀影總人次微增、上座率出現下滑的大背景下。顯然,國內院線電影市場雖然還有發展空間,但依靠物理下沉的紅利已經喪失。

電影產業增量市場的實現,實質還取決于面向受眾的終端市場。但此次疫情的爆發,使得終端市場的矛盾暴露得更為明顯:影院同質化競爭更加激烈,供大于求的“分水嶺”已然到來。因此,接下來銀幕如何實現下沉,是個值得行業思考的問題。

而根據2018年國家電影局印發的《關于加快電影院建設促進電影市場繁榮發展的意見》(以下稱《意見》)可知,到2020年,全國加入城市電影院線的電影院銀幕總數要達到8萬塊以上。

但截至2019年底,全國銀幕總數達到了69787塊,全年新增銀幕9708塊。今年在疫情的影響下,有一部分影院選擇注銷,距離這一硬性目標的完成還有一萬多塊的不小距離。顯然,銀幕下沉需要去實現新的結合。

實際上,今年兩會對于鄉鎮民生十分關注,提出了推動農村電商物流融合發展、完善鄉村數字文化服務與反饋機制等一系列提案。這在解決鄉鎮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的同時,其實也為電影行業提供了一定的增量市場發展空間。

前幾年在加速城鎮化發展的經濟大背景下,國內電影市場實現了一次顯著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小鎮青年”這一增量受眾的迅速崛起。對比來看,如今關注鄉鎮民生的本質在于脫貧,這將有更多遠離數字化生活的群體擁有購買力,成為電影行業的增量受眾,也為銀幕下沉的發展方向提供了經濟大背景。

而《意見》中,也指出了“縣級城市影院數量穩步增長,有條件的地區加入城市院線的鄉鎮電影院數量快速增長”的目標要求。尤其是,2019年仍有超過100個縣級行政區沒有實體影院。

可見,接下來結合著鄉鎮的經濟發展,影院也將實現從城市到縣城、再到鄉鎮農村的更多推廣下沉,從而出現新的產業增長核心。

3、產業“變軌”的關鍵年份

規范化的必然趨勢。

疫情的蔓延,給國內電影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沖擊的同時,實際上也蘊含著轉危為機的重大機遇。在未來幾年時間里,實際上也是整個電影產業加速轉型的關鍵期。

今年兩會,顯然也對如何規范電影產業有所關注。張光北、侯光明等16位委員聯名遞交了“關于推動中國電影產業轉型升級”的提案,具體談到了目前國內電影產業面臨的三方面主要問題:

一是,推動高新電影技術的研發和產業應用,并建設面向未來的影視技術“新基建”體系;

二是,建立電影作品面向多渠道發行放映的工業標準體系,尤其亟需制定窗口期規則;

三是,推動全國院線在疫情防控期間的多元化業態升級。

具體來看,這項提案涉及了技術、發行體系及規則和院線運營模式三大方面的建議內容。而這些內容,本質上正是目前國內電影產業追求規范化、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的必備要素,缺一不可。

但需要關注的是,想要抓住“未來”的根本在于解決當下的實際難題。當下國內電影產業首先要解決的是終端市場的矛盾。由于整個終端市場人口紅利的喪失,其實早在疫情之前就凸顯了運營單一的問題。

韓國影院較為成熟的運營模式無疑是極好的參考:不少市民將影院當成咖啡館、酒吧等一樣的存在,并不僅限于觀影的社交活動;同時,每一家旗艦影院都值得一看,擁有自己的特色主題,每年可以吸引300-400萬游客觀影。

除此之外,兩會期間針對演藝行業提出了不少的提案,比如職稱評審制度與規定演員片酬結合、建立污點藝人懲戒機制等。這對國內電影產業的規范化也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對比韓國電影行業,演員較為穩定的片酬規定以及票房分紅制度,也屬于更加工業化的韓國電影產業的一部分。

舉例來說,進入忠武路名單的韓國演員的片酬呈階梯狀分布,但基本固定為幾億韓元,不會因為主演作品不同而有太大的差距。而沒有進入忠武路名單的韓國演員就很難拿到以億韓元為單位的片酬,且一般較少簽訂票房分紅的合約。

總的來看,隨著影院復工已經有了“實質性”的解凍,成為了復工風向標的兩會,對于電影產業、電影人提出了不少提案,無疑有著積極的指向意義。而傳統電影產業如何順應后疫情時代的發展趨勢,顯得非常重要。